某日下午2点多，赵四独自前往刘能所在的工棚内盗窃衣物，后被刘能发现，刘能和工友将赵四摁倒在地，气愤之余，决定将其扭送至派出所，交给警察处理。听说要被扭送至派出所，赵四再三请求刘能他们放他一马，并答应赔偿他们损失。但几个电话一打，都没有人愿意帮忙，此时赵四提出带刘能等人到他家找其家人赔偿他们的损失，刘能等人同意。后刚出工棚不久，赵四就趁刘能等人不备撒腿就跑，反应灵敏的刘能一马当先追了过去。追到一条大河边，赵四被逼得走投无路，干脆跳进路边的河中，游向河中心，由于刘能不会游泳，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赵四跳进河里逃走。但是刘能准备翻身往回走时，听见赵四呼救声，只见赵四在河中央一边高声喊救命，一边在水里扑腾往岸边逃，刘能吓得手足无措，也不记得当时是谁报的警，后来得知赵四被打捞上来时已经溺水身亡。

刘能的行为符合不作为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一是有作为义务，跳河是赵四走投无路的选择，刘能的追赶直接导致赵四处于这种紧迫的现实危险中。二是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而不作为，刘能认知健全，且完全有条件实施拨打急救或报警电话，呼喊周围群众救人等救助行为。三是不作为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赵四跳河是刘能紧追不舍所必然引起的结果，这一介入因素不中断因果关系的归属。四是主观上具有过失，赵四在河中大声呼救刘能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赵四生命安全已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因此，刘能构成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罪。

其一，刘能追赶行为的本身没有对赵四的人身安全产生实质、紧迫的危险，其没有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实行行为。其二，从相当因果关系学说进行分析，追赶行为通常情况下并不必然导致被追赶人溺水身亡。且赵四死亡的结果是由于其自己选择跳河逃跑，属于异常的介入因素，因果关系中断。其三，赵四跳河逃逸的行为属于自陷风险，危险导致的结果应由赵四本人负责，刘能追赶赵四的先前行为，不产生救助赵四溺水的作为义务。因此，我方主张赵四的死亡是一起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

从案件发生过程看，刘能追赶赵四至河边，应该预见到赵四可能会跳河，跳河就有可能导致溺水的结果，但刘能却没意识到，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刘能的追赶使得跳河成为赵四的唯一选择，追赶和溺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赵四明确表达出需要帮助的时候，刘能因为自己的先行追赶行为产生了救助的义务，且刘能完全可以采用拨打报警电话、向其他人求助或者查看周围是否有工具可以使用等措施，但刘能并没有这么做，满足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刘能构成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罪。

首先，案件起因是赵四实施不法侵害引发的，刘能追赶行为属于扭送性质，是刑诉法赋予的正当化行为。其次，刘能没有救助义务，追赶不是危害行为，没有创设现实紧迫的危险，不负有先行行为引起救助义务。再次，刘能水性不佳没有救助能力，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溺水导致死亡时间非常短，即使采取一定措施，仍然无法避免结果发生。最后，赵四死亡结果与刘能的行为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溺亡结果是由于自身过错造成的。因此，本案应该为意外事件，刘能不构成犯罪。

从法律层面进行分析，第一，刘能对赵四有先行行为产生的救助义务，因为刘能的追赶行为，导致赵四陷入跳河这一危险状态，所以刘能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第二，刘能对救助义务的不作为与赵四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没有刘能的追赶行为，赵四不会跳水；跳水后，如果刘能履行了救助义务，赵四可能就不会溺水死亡。综上，刘能有义务不作为加上确实存在的因果关系，刘能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首先，“法律不强人所难”，刘能的追赶行为符合一般常理，不能以超出一般人的标准赋予其过高的注意义务。第二，追逐中跑动方向取决于跑的人，赵四可以选择其它逃跑路径以规避风险，他选择跳河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刘能无法预见赵四溺亡结果。第三，当行为必然引起结果合乎规律地发生时，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赵四溺亡结果是其往河中心游去导致的，属于自陷危险，刘能的追赶和赵四的溺亡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刘能的行为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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